457页档案，公开了中苏多少秘密？

4月28日，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来到俄罗斯驻华使馆，参加《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1952年-1955年）》首发式。

听书名就能感受到这本书的分量，实际也正是如此，首发式的规格不低，中俄均有高级别官员参加。中国方面是由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海星和外交部档案馆馆长鲁桂成出席，俄罗斯方面则是由副外长莫尔古洛夫“带队”，俄罗斯外交部历史文献局局长库兹涅佐夫也专程前来参加首发式。

俄罗斯副外长正在同外长访华，也就是说，中俄外交部门领衔的“档案”合作成为访华日程中的一项重要活动。中俄档案合作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1952-1955年正是中苏关系“蜜月期”，这本多达457页的解密文献披露了哪些曾经的秘密？

“近一半的文件是首次发表，还有一些是绝密文件”

据俄罗斯外交部历史文献局局长介绍，《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1952年-1955年）》中近一半的文件是首次发表，还有一些是绝密文件。

文件具体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声明、政府间往来信函、会谈记录等珍贵史料。中俄外交部主导的这个出版项目缘起于2004年，当时两国外长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2005—2008）》，出版这一文献汇编就写入了当时的纲要。2009年，双方首次出版了本书的上卷——《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1949年10月—1951年12月）》。

在4月28日的首发式上，陪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华的俄罗斯外交部副长莫尔古洛夫表示：“我受拉夫罗夫外长委托来参加这个活动。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活动。档案合作不仅是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领域，也体现了双方对待历史的一致态度。”

可能有人会问，上述这些60余年前的文献应该早已解密了吧？这次出版的意义到底有多重呢？

针对这个问题，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采访了这本书的翻译成员之一、前驻白俄罗斯大使吴筱秋，她表示：“我很难说具体哪些文件是首次披露，部分文献都是解密以后，没有公开发表、出版过的，当然人们在档案部门可以查询到。公开发表是需要履行相关法律程序的，而且从俄罗斯外交和档案部门翻译过来的内容从未公开发表过。比如书中标注来源为俄罗斯联邦政策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的文献资料，都是一次公开发表的。”

“七年磨一剑”，到底难在哪？

在首发式上，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印象深刻的是，俄罗斯外交部历史文献局局长库兹涅佐夫感慨道：这本书看上去也不是特别厚，为什么整个出版过程长达几年之久？

吴筱秋告诉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从出版上一本《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1949年10月—1951年12月）》到现在，已经花了整整7年时间了。刚开始以为都是文献嘛，整理下就可以了，但工作没有想象得简单。“一个原因是中苏建交初期，我方档案保留整理没有经验，咱们的资料很不完整和全面，但这不是主要的。两个国家档案解密程度相差很大，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时期解密得有点过，当然普京执政后也纠正档案解密方面的问题。我们这边很严格的，按照法律进行解密。因为两个国家解密程度不一样，他们要这篇，我们说没解密呢。要知道这是一个严谨的法律程序。”

“谈判的时候也很好玩，我们说这篇不行啊，我们还没有解密，那边俄罗斯专家说，那我们只好流着眼泪把这篇撤掉了。”吴筱秋讲述当时的情景。

谈到中俄双方具体如何展开合作时，吴筱秋介绍称，中俄各自先准备材料，我方整理一个目录给他们，他们认为可以出版的给我们。经过对比的话，比如说60%共同的就先订下来，剩下的40%，我们有，他们没有，就不能讨论了。

外交部档案馆馆长鲁桂成在首发式当天提到，该书的中文版和俄文版是完全一致的。版本一致意味着什么呢？据吴筱秋透露，“在世界上，很少有历史文献会出版两国版本完全一致的，这也是出版工作为什么这么慢的原因”。

外交部档案馆馆长鲁桂成也表示，两个版本的一致性就是权威性，是两国都认可的东西，是透明的、公正的。

中苏“蜜月期”的文献写了啥？

说起1952年到1955年这个时间阶段，只要了解中苏关系发展历程，就知道这本书记录的是蜜月期的中苏交往。

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表示，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苏联帮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帮助中国重返联合国。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海星是这样说的，《中国与苏联关系文件汇编1952年—1955年）》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中俄关系史上的重要阶段，展现了两国卓有成效的建设成就。

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发现，该书对于记录一些重要历史时刻的文献都有收录，比如1953年斯大林逝世、朝鲜停战协定签订、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1955年苏联撤退并归还旅顺港口。

针对该书选择文献的标准，吴筱秋在受访时透露了两个重要方向，书中收录了中国一五计划（1953到1957）期间苏联帮助我们的文献，这是反映我们两国关系的重头戏。还有书里收录了在例行联合国大会上，苏联帮我们在联合国要席位的文献，“比如日内瓦会议前，苏联帮我们在国际会议上说话，如果没有这个铺垫，我们是不可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篇之作，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意义重大。

在该书中，关于当时苏联援助中国经济的文献篇目不在少数。比如关于这一主题，书中仅针对1953年5月这一时间段就收录了3篇文献。其中《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披露了苏联政府将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141所企业，包括2个钢铁练合厂、8个有色冶金企业、10个火力电站等。该文献称，苏联援助建设的这些企业将在1953年至1959年期间内分别开工。这份文献还提及了苏联政府同意苏联机关对由中国设计机关所完成的建设长江大桥的设计进行鉴定。众所周知，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背后也有苏联专家的身影。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文献汇编中，中方出现名字频率最高的是李富春。历史上，李富春与苏联参与建设的中国“一五”计划也是密不可分。1950 年 4 月，李富春被任命为为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并接替陈云兼任重工业部部长。之后，李富春先后作为五年计划编制 6 人工作领导小组、五年计划纲要草案 8 人工作小组和中共中央经济工作 5 人小组的成员，参与了“一五”计划工作。《百年潮》曾披露，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毛泽东认为李富春是为之做出大贡献。

“编纂两国关系的文献原则上是尽量不要涉及第三国”

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注意到，该书也收录了一些领导人之间的信件，比如《毛泽东与斯大林为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互致的电报》，收录领导人信件有何讲究呢？

吴筱秋表示，一般是逢五逢十的纪念日，会收录与领导人相关的信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有一篇关于1953年12月26日《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致毛泽东的生日贺电》，谈及为何收录这篇时，吴筱秋披露道：“毛泽东生日信件，中方本来说不收的，因为我们领导人是不过生日的，俄罗斯那边则说，你们不过生日，我们祝贺也没有问题啊，后来就收录了”。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收录了《毛泽东、周恩来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为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互致的贺电》。为何会出现与朝鲜停战有关的文献，吴筱秋解释道，关于朝鲜停战协定的这篇文献是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的，所以这里出现了一篇。不过，编纂两国关系的文献原则上是尽量不要涉及第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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